就此而言，设区的市一级的地方立法仍然保有介入司法制度的可能空间。

汉魏有孕妇缓刑的规定,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但是笔者以为:在中国的刑罚史上我们可以发见刑罚思想变迁的各个阶段。

我国司法官的头脑,西洋化了已经十几年,我国一部分已经编出的法典,也都是欧大陆法系式的;但是在人民方面,除了大都会的人民和智识阶级能够了解这等西洋式的法律外,一般乡间百姓,他们所抱的法律观念,还不是数千年来中国法系的法律吗?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社会生活的样式,没有受同化以前,纵使输人西洋式的法律,人民也不能完全接受的。又譬如孟秋之月,戮有罪,严断刑,因为秋是肃杀之气的缘故。隋唐的刑罚分做五种: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那末,奄奄一息的中国法系呢，也和埃及、巴比伦、希腊等古文明国的法系同一运命吗?埃及法系、巴比伦法系和希腊法系都已经消灭很早了。经过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法国编了《拿破仑法典》以来,各国都起来编制法典。

关于中国的法系的法律和道德接近的这一个问题,在下段中详述。罗马三次征服欧洲,第一次以武力征服欧洲,第二次以宗教征服欧洲,第三次以法律征服欧洲,法律的征服最长久。这意味着规范与现实的偏离是一种常态：一方面，固然不能以现实的强力去废除规范秩序。

《立法法》第119条第1款的后一句，从反面设定了另一项条件：如果遇有本法第48条第2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但无论如何，法适用和法创制之间的界限还是能够区分的。而组织层面的变化同样可能影响到审判行为，进而影响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同理，有关司法制度的各类改革也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进程之中，需要不断摸索调整。

陈明辉博士指出需要着重区分职权和职责：职权是职能+权力的复合概念，侧重点在于机关对于特定事务享有何种权力。 赵一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这一稍显抽象的说明，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理解。需要稍加讨论的是组织中的内部组织，由于《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7、28条的存在，从尊重现行实在法的立场出发，现阶段可以允许司法解释对内部组织作出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释义书指出，法院和检察院是我国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直接反映我国国家机构的本质，也反映这些国家机构的力量是否能够掌握在人民手中，因此有关其产生、组织和职权的事项必须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就此而言，《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如果只涉及交纳程序等技术性问题，尚有可能在制定主体层面进行正当性论证。

（二）诉讼制度的语词分析释义书指出，诉讼是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为解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而进行的活动。2023年修改《立法法》虽然对该条作了一定调整，但是前引的两处表述并没有发生变动。当然，扫除负面障碍尚不能直接证成此类决定介入司法制度的正当性。各地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而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随后提出司法机关人财物应该由中央统一管理和保障这一具体的举措。

随后又在第129条第1款和第132条第2款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989年和1999年制定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

诉讼制度本身即使用了制度一词，自然毋庸多言。由于决定的内容往往较为具体、特定，一般而言不会逾越部分补充和修改，因此主要的限制条件是原法律的基本原则。

第二，产生意指创设，包括机关的概括创设和具体创设，至于产生相应人选，属于选任权的范畴，并不等同于创设权。但是两类做法背后的理念基础存在差别。这段讲话最后提出的具体对策——由中央统一管理和保障司法机关人财物，也反映了中央自身所考虑的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具体内涵。同时法院对于非讼案件的处理并不采取两造对立的程序结构，使得非讼程序具有更强的职权主义色彩，也就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国家的价值取向。此种作用的最突出体现是，法律之外的其他规范对于司法制度的介入都只能是阶段性的，司法制度作为法律保留事项最终只能制定法律。而以诉讼活动为例，其基本特征是两造对抗、法院居中裁判，始终会有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可能受到裁判结果的侵害（如刑事诉讼中被判处刑罚等），从逻辑上很难设想会存在所有当事人均受益的裁判结果。

发挥此种终局性影响的途径，既包括基于审级制度的终审，自然也包括旨在统一司法见解的司法解释。但如果指的是专门的环境资源法院，就超出了地方性法规的介入空间。

按照释义书中的逻辑进行推理，两类主体和法检两机关之间存在实质关联，由其制定的规范自然也就有介入司法制度的可能性。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原则上亦由全国人大修改。

在此前提之下，再根据不同立法背后的民主正当性高低，判断其能否介入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事项。由于国务院和法检两机关之间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因此《宪法》第89条并未将司法制度规定为国务院的职权，仅在该条第8项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

介入司法制度的正当性途径不同，也就意味着司法解释可能受到的约束要大于其它规范。可能有人认为，这一结论不难得出，因为《立法法》第12条的但书只禁止向国务院授权，而背后的深层次理由是，立法者认为授权立法的被授权主体只包括国务院。如果以2018年修订后的结果来解释组织的规范含义，就意味着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的宪法原则失去了约束立法的规范效果。2023年《立法法》修改专门在第二章法律中新增一条有关此类决定的规定，明确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为上述解释方案提供了进一步的规范基础。

如前所述，此类决定与狭义法律相比在审议程序上更为简便。《宪法》第5条第2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具体到司法制度，还有一项更具针对性的理由：在我国，法院和检察院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②《立法法》第11条为何将这两类事项规定为法律保留事项，第12条又为何将司法制度规定为禁止向国务院授权的事项。

其次，即便是传统上奉行法律保留的议会内阁制，也并不当然认为所有的组织性事项都应当保留给法律。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肩负了使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的要求，这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另一种触发性理由。

诉讼制度是国家关于诉讼程序和诉讼方式的统一规定，具体包括诉讼原则、诉讼法律关系、侦查制度、起诉制度、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审判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和执行制度等内容。宪法上将全国人大称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将地方人大称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其中均包含了国家，或者说国家同时包含了中央和地方。当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形式就司法制度中的某项具体内容作出规定时，实质上相当于对这些基本法律进行修改，自然也需要受到相应的限制。根据前文分析，个人破产程序符合非讼程序的特征，属于广义上的诉讼制度。

以法院为例，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法院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至于法律之外的规范（如《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能否就此进行规定，留待后文进行讨论。

在行使职权方面，两机关和政府之间并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可能有人认为，这一结论不难得出，因为《立法法》第12条的但书只禁止向国务院授权，而背后的深层次理由是，立法者认为授权立法的被授权主体只包括国务院。

这与前文分析得出的保证人民享有国家权力，是殊途同归的。而组织层面的变化同样可能影响到审判行为，进而影响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